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

能够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来实行宪法变动的，就无须启动宪法修改程序来变动宪法。形式上不规范的宪法文本在实践中根本无法实现宪法自身的法律功能，当然，要充分地实现宪法文本的政治理想也会遇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15]但纵观规范宪法学年来的发展轨迹，除了在表述方法上保持了对规范宪法学意识的警觉之外，并没有在传统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之间就宪法问题划上一个清晰的界限，或者是说为传统比较封闭的宪法学理论体系奉献一块独有的问题领域。本次学术研讨会由四川大学法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公法研究中心共同举办，载http;//www. Iolaw. org. cn/showNews. asp? Id=17663，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10月29日。最后，在政治宪法学的话语体系下，党的十八大报告的核心精神其性质就是实质性的政治宪法，在正当性上与作为形式的宪法文本应当是互通有无的，在某种意义上，即便内容没有及时反映到宪法文本中，也不能否定其政治宪法的地位。但是，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所倡导的分析宪法问题的方法和揭示出的独有的宪法问题域值得学界进一步关注。[13]林氏规范宪法学进一步主张较之于宪法变迁，宪法修改在一般意义上是一个更值得重视的规范变动形态。

【关键词】政治宪法学。也就是说，就良性违宪论而言，其论者是不忍实在的宪法规范如此无足轻重地受到现实的冲击，为此索性通过贴上‘良性这样一种标签，把许多‘冲击视为善意行为，以此来缓解朴实的‘宪法条文拜物教心理中的那种痛苦和紧张。个人成瘾现象与此相似，也显然要等到触底反弹。

纯货币改革的支持者宣称这是针对信用部门过度成瘾行为所实施的有效停药治疗。虽然律师可能不愿承认，但是，法律的确没有在国家宪法以及其他子宪法层次上发挥核心作用。从法律上说，财产权被定义为主观权利，尤其体现在《德国民法典》第903条和906条，宪法第14条。这类制度其实就是对福利国家的政治所施加的紧急的宪法性自我限制。

[98]制度化政治的权力游戏必须排除于货币创造之外的原因在于，长期的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诱导会导致严重的通胀危机。就其自治上的成就而言，科学几乎完全无需外部稳定化因素的介入。

[78]当合法／非法的差异服从于经济宪法的元符码时，法律／经济这个区分就再入（re-entry）到了法律系统中。何种成瘾机制对此负责？当沟通难以抗拒外部力量的影响而产生了强迫性增长时，那么，就可以被看成是患上了成瘾症状。一方面，西方工业化国家中的激烈竞争以及发展中国家被动的政治现代化，已经把自然环境的威胁转换为政治宪法的急迫问题，这些问题只能通过跨国宪法化（transnational constitutionalisation）加以解决。James Robertson,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Two Proposals. Memorandum，in:（ed.）Inquiry into the Banking Crisis. Evidence Submitted to the House of Commons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Treasury （2009），http://www. parliament. uk/parliamentary_committees/treasury_committee/tc0708pn85. cfm, last access: 12th May 2010;Bernd Sen f , Bankgeheimnis Geldschopfung （2009），http://www. monetative. de/wpcontent/uploads/bernd-senf-bankgeheimnis-geldschopfung-apr-09. pdf, last access: 12th May 2010.[6]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p. 153．对熊彼特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可参见Augusto Graziani, The Monetary Theory of P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82 f。

作者简介：[德]贡塔·托依布纳，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Goethe Universitat Frankfurt）私法和法律社会学教授。根据正统的法治国原则，这是通过保护财产权和社会自由而实现的。法定货币包括硬币、纸币以及活期存款（sight funds）。这些干预并没有针对宪法的制度化创造一种恒久的约束，而只是随机的刺激—这些刺激会由于经济从政治中解耦合（decoupling）出来而被消解掉。

他们并不是社会政治宪法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又具有高度的政治关怀。[94]在此语境下，伦纳（Renner）建议说，经济宪法不只是被构想为约束经济和法律，还应该是经济、法律和政治之间的三边结构耦合。

[47]对于林达尔（Lindahl）和普罗伊斯（Preuss）而言，构成性规范所扮演的角色就在于提供了一个把宪法这个术语从其与国家的狭隘关系中解救出来并将其适用于所有社会性制度中的宪法创制契机。[81]关于法律与经济之间的结构耦合所具有的制度性双重特征的讨论，可参见Gunther Teubner, Legal Irritants: Good Faith in British Law or How Unifying Law Ends Up in New Divergencies, 61 Modern Law Review （1998），11-32, 373 ff。

前注[9), Binswanger书，第141页．。[7]这里所发生的就是无中生有（creatio ex nihilo）这绝对不是指银行的现有储蓄存款完全支撑住了商业银行通过非现金货币提供的信用。五、社会宪法的政治（一）通过国家的宪法化？瞄向诸社会子系统之自治性的社会宪法是否意味着对社会实行普遍的去政治化？[82]在此情形下，通过引入纯货币而实现的经济宪法化，其自身难道就不算是爆炸性的政治性产物吗？对于这两个问题，明确的答案既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Alfred Rinken，Geschichte und heutige Valenz des offentlichen, in: Gerd Winter （ed.），Das Offentliche heute.Kolloquium zu Ehren von Alfred Rinken （Baden Baden: Nomos, 2002），7-74.[87]关于这一观点更详细的内容，参见Gunther Teubner, State Policies in Private Law? Comment on Hanoch Dogan, 56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2008），835-844; idem, After Privatisation? The Many Autonomies of Private Law, 51 Current Legal Problems （1998），393-424.[88]这就是宪法化概念的后果—这一概念认可大量的社会子宪法，但是，随后又假设了政治宪法的至上性。结果，其发展出了自我摧毁的趋势。由于这个原因，除了宪法化的实验，没有其他替代方案。

中央银行相对于政治的高度自治才是实质性的。[37]在国际私法的脉络下，相关讨论参见Giesela Ruhl, Party Autonomy in th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fContracts: Transatlantic Convergence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in: Eckart Gottschalk, et al. （eds.），Conflict of Laws in a Globalize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pp. 153-183, 177 ff.。

[69]如果没有针对集体行动者的形式性限制，相对于其他社会权力过程而言的制度化政治封闭性就不可能出现。相反，我们必须寻找那些引发非个人性（non-individual）成瘾现象的特定社会成瘾机制。

Andreas Fischer-Lescano and Gunther Teubner, Regime-Collisions: The Vain Search for Legal Unity in the Fragmentation of Global Law, 25 Michigan La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4），999-1045 53 ff.。关于网络中的基本权利保护，参见Vaios Karavas, Digitale Grundrechte:Zur Drittwirkung der Grundrechte im Internet （Baden-Baden: Nomos, 2006）。

下面将揭示，纯货币改革究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不是以隐喻形式而是在严格意义上牵涉到宪法功能、宪法过程以及宪法结构的问题。比如，记忆不只是一个心理现象，而是，在此之外，记忆也是一个纯粹的社会制度化沟通过程。这一变革限制了随着现代企业结构必然出现的投机性和强迫性增长的趋势。然后，民族国家面临着一个宪法性决断：是通过社会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取向的集权政治取消经济的自主性，还是开启新政（New Deal）和福利国家制度，以对国民经济给予宪法性限制？今天呢？2008年出现的银行危机是与系统相关的吗？是否这一危机具有如此威胁以至于抵达了一个全球经济的新的宪法时刻，是否应该通过全球金融宪法在可能范围内对全球经济给予限制？或者，还没有跌落（危机的）谷底呢？危机解除是否预言了全球将会倒退回过去的成瘾行为—民族国家的停药治疗对这一成瘾行为则无可奈何？注释:*该词的德文原文为Gesellschaftlicher Konstitutionalismus，英译为societal constitutionalism，译为社会宪法主义或社会宪政主义似乎都不能贴近作者原意，本文勉为其难译为社会宪治主义。

为支持纯货币而做出的决策，矫正了全球经济制度看不见的历史变化，而这些变化则是由于非现金货币的发展所引发的。通过宪法方式处理悖论是不稳定的：悖论重新出现的危险总是存在着。

显然，中央银行在涉及货币创造的问题上做出广泛的政治决策。众所周知，财产权、合同、竞争以及货币制度等等构成了经济制度的基石。

但是，这种语言游戏并没有强大到足以成为具有自身单一语言行为、结构和边界的独立社会系统。就像药品规制方面的立法所提供的惊人案例那样，通过其对日常生活的干预，法律自身产生了那些激发冲突的情境。

这一概念的发展依托于西方（欧洲）发展历史的背景，其是否适用于中国国情下所面临的不同条件，那还将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2．与世界社会整体理性发生冲突。这就可以阻止货币供应周期性地过度扩张和收缩，并代之以能够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可持续的货币供应政策。[77]在对此主题所展开的大量讨论中，最早可追溯到Walter B. Gallie,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 56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1956）, 167-198。

双重反身性在金融制度中尤其明显。可以清楚识别出正常增长和病态形式（换句话说，就是成瘾现象）之间的差异吗？就法律情形而言，很清楚的是，法律不只是解决冲突，然后就刀枪入库了。

经济的政治化意味着由科学、一般公众、消费者以及企业等等担纲者对货币供应的扩张和限制的社会后果进行深度反思，最后则由中央银行的决策来提供终端反思。[45]过剩的外部规制和经济结构的内部变革都需要对危机做出妥当的反应（尤其具有吸引力的备选项包括：禁止银行的自营交易[proprietary trading]，以及在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实行制度化的分业经营）。

那么，经济的情况是如何的呢？当货币循环、支付操作被运用于控制货币供应自身时，经济就成为自治的。[22]外部社会力量并非仅指由权力构成的国家机器，也包括法律规则以及来自媒体、公共议论、自发抗议、知识分子、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或者工会等等市民社会的制约力量，这些力量可以对功能系统施加巨大压力，以至于系统内部的自我限制被构造出来，并变得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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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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